現代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產業的發展，尤其是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相輔相成，形成城市經濟的“聚集效應”。然而，近些年隨著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房地產業過度發展，再加上資本過剩，導致資金大量涌入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價快速上漲。高企的房價已成為城市經濟的剛性成本，正在一步步摧毀城市發展的根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正在變得越發失衡，高房價對制造業產生的“擠出效應”越發明顯。
近期，“華為外遷”事件使深圳市成為輿論焦點。自2015年以來，深圳房價進入“超車道”，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4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比上漲63.4%，漲幅領跑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高企也帶動企業“地租”普遍抬升，數據顯示，2016年3月深圳甲級辦公樓市場年均租金增速為7.4%，這已比2014年的高位18%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工業用地成本自然也是水漲船高，數據顯示2015年初，深圳廠房類出租屋平均月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達11%。然而，高企的房價帶來的還不光是租金的壓力，同時也將人力資源成本拉上了一個臺階。根據深圳鏈家地產公布的數據，3月深圳平均租金為72.3元每平方米，同比上漲36.1%。按照社會交易成本理論，職工生活成本必然會體現在企業生產成本中。
眼下國際經濟形勢依然不透明，中國經濟進入調整期，制造業所屬的企業市場空間會受到一定擠壓。租金成本、人力資源成本上漲帶來的疊加，勢必會對制造業產生非常巨大的負面影響。加之寬松的信貸政策和低利率的環境，會導致資金進一步流向房地產行業，在吹大房地產泡沫的同時，還會將其負面影響長期作用于制造業，勢必會影響制造業企業的擴大再生產，阻礙產業和就業崗位的創造。比如深圳市龍崗區政府前兩月經濟分析的報告中就提到，在樓市火爆的帶動下，房地產投資額占到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74%，制造業投資大幅萎縮，同比下降60.4%，占比僅為5%。
究其制造業萎縮的根源，正是企業不堪重負，被逼無奈之下只能選擇用“腳”說話。龍崗區統計局指出，受土地資源緊張、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部分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遷至周邊其他城市，截止到2015年三季度末，該區搬遷、轉行、停產和清算的工業企業共66家，新增遷入企業僅15家。這些工業外遷，也改變了當地產業結構。2015年，深圳全市的二三產業結構，由2010年的46.2：53.7調整為41.2：58.8。而這樣的產業結構調整，并不完全是自發出現的城市化分工，也不能等同于產業的優化升級，而是高房價逼迫下的制造業萎縮和退出，城市的產業空心化正在加劇。
在深圳，因為成本高漲而將業務外遷的不只是華為，國際半導體大廠高通也開始討論將辦公室遷往廣州，將實驗室和工作室搬到東莞；而中興通訊（000063）深圳生產基地的大部分將搬遷至河源；無人機制造企業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東莞買地；著名代工廠商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將生產線移到了鄭州，近期又準備在貴州設廠。深圳企業的外遷，早就已經不再屬于廣東省“雙轉移”戰略所鼓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了，而是傷筋動骨地觸及到深圳過去引以為榮的科技型制造業。房價推高生產成本，不僅使得大批低端制造業倒閉，甚至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也不得不離場。而制造業的萎縮，也就意味著社會經濟基礎在削弱。
華為老總任正非認為“低成本、法治、不干預”，是留住實業企業的“軟件”環境。而當這種環境被破壞，那么企業也只能被迫選擇用離開這種行動。其實，不僅是深圳，國內多個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高成本擠出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案例，在城市核心區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商務樓“空洞”。如果一個城市的所有產業最終都變成為地產業主打工，那么這個城市的經濟發展也就走入了死胡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搬離城市，這是它們向畸形的城市化發出的吼聲。
畸形的城市化加了資本過剩，已經顯著抬高了城市成本，直接威脅到了城市經濟的健康發展。多家制造企業用腳投票遷離高成本城市，這是制造業企業對畸形城市化發出的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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